苏轼生平全记录

一、早年与家庭

《三字经》中"苏老泉，二十七。始发愤，读书籍"，描写的便是苏轼的父亲——苏洵。

庆历二年，三次科举不中的苏洵，转而专心培养苏轼与其弟苏辙。童年时期的苏轼，沉浸于先秦两汉文章及韩愈的作品中，还曾被父亲要求手抄一百二十卷《汉书》与《庄子》。

《庄子》所蕴含的博大高远、汪洋恣意的自由境界，为苏轼此后的人生奠定了重要底色。

苏轼年少时，母亲程夫人为其讲授《后汉书·范滂传》，范滂为正义挺身而出、舍生取义的气节，让苏轼深受震撼，他抬头问母亲：“儿若为滂，母许之否乎？”程夫人慨然答道：“汝能为滂，吾顾不能为滂母邪？”范滂的忠义之志，自此深植苏轼心中，成为他一生坚守的精神底色。

程夫人亦通经史，亲授苏轼诗书，家中无藏本，便亲手抄录《汉书》供其研读，苏轼的文思与品性，皆受父母双重熏陶。

苏轼十岁时写下《夏侯太初论》，其中"人能碎千金之璧，不能无失声于破釜。能搏猛虎，不能无变色与蜂虿"一句，尽显其早慧之才。

苏洵早年游历四方，曾在虔州城附近天竺寺的寺壁上，见到白居易的亲笔题词，诗曰：

二、科举与仕途早期

庆历三年（1043年），范仲淹、富弼、韩琦主导的庆历新政在全国颁行，此时滕子京尚未谪守巴陵郡（其谪守为庆历四年），欧阳修作为新政支持者，以文章为新政发声。

八岁的苏轼，听老师张易简讲述范仲淹等时代人物的故事，仰望辽阔长天，见疾风搅动漫天云彩，心中埋下志向——这山河大地，应有自己的一席之地。

嘉祐元年（1056年），47岁的苏洵带着21岁的苏轼与18岁的苏辙离开眉山。正如杨绛所言"雁行千里，终有归期"，只是"大多好物不坚固，彩云易散琉璃脆"。苏家父子三人三月启程北往，五月抵达汴京（此时石榴花已开满枝头），八月，苏轼与苏辙通过开封府试。按照宋朝规定，他们还需通过礼部考试与皇帝的殿试。

嘉祐二年（1057年）正月，51岁的欧阳修在漫天大雪中受命担任礼部考试主考官，一场被称为"千年第一龙虎榜"的科举即将开启。此次科举距庆历新政已过去14年，却成为北宋人才选拔的巅峰。与苏轼、苏辙同场考试的，既有同为"唐宋八大家"的曾巩，也有后来写下"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"横渠四句的张载，以及二程中的程颢。程颐虽未在此次同榜中第，却同样处在北宋思想风气转折的时代现场。

礼部初试考题为《行赏忠厚之至论》，苏轼精心构思、三易其稿，这篇应试之作最终成为千古名篇。宋朝科举制度严格，不仅实行"糊名"制，还安排专人誊抄试卷，防止考官通过笔记认出考生。

苏轼的文章最初由副考官梅尧臣（宋诗"开山鼻祖"级人物）读到，梅尧臣对其大为赞赏，随即呈荐给主考官欧阳修。欧阳修读后，深感文章引古喻今、说理透辟，已具大家风范。因误以为文章是弟子曾巩所作，担心定其为第一会落下"徇私舞弊"的口实，最终苏轼的文章阴差阳错屈居第二。

随后的礼部复试中，苏轼凭借"春秋对义"再获第一。同年三月，在宋仁宗亲自主持的殿试中，苏轼位列乙科进士及第（宋仁宗时期，甲科进士仅取前五名，乙科为其余及第者，属最优等名次）。苏轼与苏辙也因此给宋仁宗留下了极佳的印象。

进士及第后，按照惯例，主考官欧阳修与新科进士结下师生名分与情谊。苏轼依例给恩师欧阳修写下《谢欧阳内翰书》，欧阳修评价道："老夫当避此人，放出一头地也。更三十年，无人道着我也。"之后，欧阳修还带苏轼拜见了宰相文彦博、富弼，枢密使韩琦，遗憾的是，范仲淹前几年已去世，苏轼无缘得见范文正公的风采。

三、家庭变故与守孝

正当苏轼声名鹊起、欲大展宏图之时，故乡传来母亲程夫人离世的噩耗。程夫人于四月初八病故，临终前未能知晓两个儿子双双高中的喜讯，也未来得及与父子三人告别。古代书信传递缓慢，苏氏父子五月底才收到消息，悲痛欲绝的他们星夜兼程赶回故乡。踏入小院，苏轼仿佛还能听见母亲的欢声笑语，感受到离别前母亲抚在他脸上的温润手掌，可如今，一切都被一方小小的棺木隔绝。

苏洵将程夫人安葬在眉州眉山安镇乡可龙里，其祖籍武阳县在眉州东北，苏洵亦为程夫人写下祭文：

按照惯例，苏轼与苏辙需为母亲守孝三年，从嘉祐二年六月起，兄弟二人便丁忧家居，看着庭前花开花落，度过晨昏岁岁。

嘉祐四年秋，服丧期满，父子三人决定举家搬迁至京城。十月小阳春时节，四野缤纷、满山红遍、层林尽染，苏轼带着妻子王弗与长子苏迈，从嘉州（今乐山）登船，面对湍急江流，豪气凌云地写下《初发嘉州》：

此行，苏轼与乡僧宗一约定在钓鱼台下告别。他要去往更广阔的天地，途中山奔如马、船似飞鸟，舟移山动间，秋去冬来，山河大地银装素裹。苏轼一家水路兼程120天，途经11个州郡、26个县，直至嘉祐五年二月，才抵达汴京。

四、制科考试与兄弟分别

开春后，苏轼被任命为河南府富昌县主簿，苏辙被任命为河南府渑池县主簿（均为九品官）。因次年将举行制科考试，兄弟二人辞不赴任。

为备战制科考试，苏轼、苏辙兄弟从家中搬到远郊寺庙，专心备考。一天夜晚，风雨骤至、雨打窗棂，灯下读书的苏轼读到韦应物《示全真元常》中"余辞郡符去，尔为外事牵。宁知风雪夜，复此对床眠。始话南池饮，更咏西楼篇。无将一会易，岁月坐推迁"几句，心生感触。从小到大，兄弟二人形影相随、同窗共读，未来若走上仕途，便要各自宦游千里、长相别离，如今这般对窗夜话的时光，恐将成为奢望。

苏轼与苏辙约定，日后功成名就，便一同退隐、返回故乡。在风雨声中，兄弟俩握手盟誓，此后漫长岁月里，他们从未忘记这个约定，无数次在互赠的诗篇中提及旧梦，这也成为苏轼后来坎坷仕途中的一丝慰藉。

嘉祐六年，27岁的苏轼以"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"考入制科第三等（宋代仅苏轼、吴育两人获此等级），苏辙考入第四等。

宋仁宗读到兄弟二人的制策后，退朝仍喜不自胜，称"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"。这句话像一枚伏笔，落在苏轼漫长的人生前端：当年被寄望为宰相之才的人，后来却一次次被时代推向江湖与贬所。

随后，苏轼被授官凤翔府签判，苏辙被授官商州推官（均为正八品官职）。因苏洵在京城修礼书，苏辙自请留京侍奉父亲。

同年十一月，天寒地冻、北风凛冽，苏轼带着妻子王弗与年幼的长子苏迈踏上赴任之路，苏辙送至郑州西门外。二十多年来兄弟俩首次分别，望着弟弟颀长的身影消失在远方，苏轼怅然若失，写下《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》：

与苏辙分别后不久，苏轼行至渑池。五年前，父子三人赴京应考路过此地，曾借宿寺庙，老和尚奉贤热情接待，临别时兄弟二人还在奉贤和尚的居室墙壁上题诗留念。如今旧地重游，物是人非——奉贤和尚已去世，骨灰安放在一座新塔中，往日的题诗也不复存在。这让苏轼悚然惊觉人生变化无常，写下千古名篇《和子由渑池怀旧》：

此时，一种"世界生生灭灭、无常主宰一切"的空漠之感，在年轻的苏轼心中悄然滋生。

岁末，苏轼抵达凤翔任所。凤翔距京城1170里，与西夏国交界，是边防重镇，同时也是有名的古都，文物众多，存有王维和吴道子画的竹与佛像，对苏轼而言，这里宛如"宝藏之地"。苏轼尤其推崇王维的诗画，赞其有"高洁绝尘"的气质，在《书摩诘蓝田烟雨图》中评价道："味摩诘之诗，诗中有画。观摩诘之画，画中有诗。诗曰：'蓝溪白石出，玉川红叶稀。山路元无雨，空翠湿人衣。'此摩诘之诗，诗中有画非也。好事者以补摩诘之遗。"在昏黄灯光下，画上的僧人仿佛活了过来、如真似幻，苏轼认为，王维那种"如飞鸟飞离樊笼"的笔触，才是真正的大手笔。

五、仕途精进与人生厄运

嘉祐八年三月，宋仁宗驾崩。苏轼在凤翔任职三年后，于宋英宗治平二年回京。宋英宗久闻苏轼大名，想破格提拔他入翰林院，委以"知制诰"之职（相当于皇帝的机要秘书，能参与国家决策，历任宰相多从此职位擢升）。

但宰相韩琦反对破格提拔，主张让苏轼按常规考试，授予馆阁职位。苏轼得知后，心胸开阔的他认为韩琦是出于爱护，于是参加馆阁考试，再次以最高的第三等入选，被授予直史馆馆阁之职——虽无实权，却是文人最向往的"清要之职"。

妻子王弗聪慧敏悟，常伴苏轼左右，苏轼与人交谈，王弗便立屏后静听，事后提醒其识人真伪，为苏轼避去不少人际纷扰，二人相敬如宾，情意深厚。

然而，每当苏轼事业有所精进，厄运便随之降临。同年五月，妻子王弗病逝，年仅27岁，留下不满7岁的儿子苏迈。十年美满恩爱的婚姻骤然终结，苏轼一时并未写成那首后来传诵千古的悼亡词。真正深重的悲痛，常常不是当场奔涌，而是沉下去，沉在往后的岁月里。十年后，当他远在密州任上，旧梦忽然来临，这场迟到的悲伤才真正找到出口。

不幸之事接踵而至，次年四月，父亲苏洵与世长辞，终年58岁。苏轼谢绝了英宗皇帝及韩琦、欧阳修等元老重臣的厚礼，为苏洵求得"光禄寺丞"的官爵。随后，苏轼与苏辙兄弟俩扶柩还乡，照例守孝居家。

宋神宗熙宁元年（1068年），33岁的苏轼守孝期满。此时他已历经三朝皇帝，时代变迁迅速。苏轼兄弟在老家庭院中种下一棵石榴树苗，期待它开花结果时，兄弟二人能衣锦还乡——却不知这是他们最后一次亲近这片故土。

千里之外的京城，一场新旧两党的激烈争斗即将拉开帷幕，苏轼也将迎来波谲云诡、变幻莫测的风雨人生。

苏轼兄弟于熙宁二年回到汴京，官复原职的苏轼面对朝廷巨变，内心无比困惑。他的思想中本有"革新"的诉求——在凤翔边镇任职时，他已看到承平景象下的弊端；但当急风骤雨般的变革来临时，他又深感不安，加之受恩师欧阳修影响，逐渐向"反变法派"靠拢。

变法开始的两三年间，苏轼在长亭古道送别了一个又一个好友：有人因反对新法被贬，有人因不愿合作自愿外放。苏轼将心头的怨恨写入诗篇，直言不讳地批评神宗皇帝"求治太急，进人太锐"，这样的言论在当时极具风险。

弟弟苏辙在熙宁三年因上书批评新法，几乎被治罪，最终外放到陈州任学官。经此一事，苏辙学会了沉默，不再对新法发表任何评论，但这种处世原则，苏轼一辈子也未能学会——他认为"使某不言，谁当言者"。

一个寒冷的冬夜，孤灯之下，苏轼洋洋洒洒写下数千言的《上神宗皇帝书》，可这篇文章如投入水面的碎石，数月过去悄无声息。尽管朝廷不加理睬，苏轼仍坚持尽"谏诤"之责，又写下《再上皇帝书》，此次言辞更为激烈，将新法比作"毒药"，称"当今之政，小用则小败，大用则大败。若力行不已，则乱云随之"。

苏轼的舆论影响力极大，皇帝与宰相对他的疏离和不满，让新法派中惯于罗织罪名、排斥异己的小人有了可乘之机。御史谢景温弹劾苏轼兄弟，称其在治平三年服丧回乡时，利用官船贩卖私盐，且沿途安置名义上的差使兵卒。此前，苏轼的恩师欧阳修在耳顺之年，也曾被诋毁"与儿媳有染"，虽最终查证为谣言，但这一诋毁给欧阳修带来巨大打击，使其从此一蹶不振、憔悴衰颓。

如今苏轼也被安上这样捕风捉影的罪名，只觉凉气彻骨。好在御史谢景温劳心费力查了数月，毫无所得，此事才不了了之。苏轼知道汴京已无自己容身之地，于是自请外放。神宗皇帝为保体面，给苏轼升了一级，外派他任杭州通判。

六、外放杭州与宦海沉浮

熙宁四年七月，苏轼携继妻王闰之、13岁的长子苏迈乘船离京。临行前，表兄文同赠诗告诫："北客若来休问事，西湖虽好莫吟诗。"

苏轼一家先到陈州（今河南淮阳）与弟弟苏辙相聚，一住就是七十多天，直到暑热消散、秋风渐起，才继续前行，苏辙一路送至颍州。恰逢致仕不久的欧阳修定居在此，兄弟二人便前往拜望恩师。

此时的欧阳修已须发皆白、老眼昏花、步履艰难。这位曾以文章风骨成为万师师表的文坛领袖，历经宦海沉浮、攻讦与污蔑，已步入人生最后时光。苏轼兄弟的到来让欧阳修十分高兴，老人强打精神，陪兄弟俩饮酒赋诗、畅谈终日——他们都清楚，这或许是人生最后一次相见。在欧阳修家盘桓二十多日后，苏轼不得不启程赴任。次年，欧阳修去世，一个时代就此落幕，人间再无"醉翁"。

秋风萧瑟、征帆高挂，苏轼与苏辙在颍州分别，苏轼写下《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》：

途中思乡之情渐浓，苏轼又作《游金山寺》：

据北宋同时期资料（如沈括《梦溪笔谈》记载"扬州有一珠甚大，天晦多见。白光如银，其行如飞"，庞元英《文昌杂录》也有类似记载），镇江、扬州地区在晦晴之夜，时常出现文中描述的"江心炬火"奇观。

苏轼抵达杭州后，宁静秀丽的湖光山色渐渐消融了他的烦恼与郁闷。杭州府衙位于西湖南岸的凤凰山麓，他在此写下《宿望湖楼再和》：

苏轼还喜欢在月明之夜，独自荡桨西湖，悠闲地靠在船上，借着银色月光看群鱼随波而来，看湖畔青山随小船起伏、天上明月随船徘徊，写下《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》：

以及流传千古的《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·其二》：

苏轼在杭州的生活十分松弛，甚至喜欢在夜游西湖后焚香沐浴，洗去一天疲惫——热气蒸腾着沉重的叹息，熏香弥漫全屋。

熙宁六年，严重水患导致东南地区爆发饥荒，苏轼受命前往常州、润州赈灾。一连七个月，他奔波于常、润两州的每一片土地，勤勉处理繁杂的赈灾事务，就连除夕夜也未能回家团圆，只能停船在常州城外荒凉的水岸，写下《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·其一》：

本该热闹的除夕夜，他独守孤舟，一灯如豆，四野苍茫。

熙宁七年，苏轼在杭州的三年任期已满。此时弟弟苏辙在济南任职，兄弟俩阔别日久、思念心切，苏轼于是上书请求调任到靠近济南周边的州县，最终被调任密州。

熙宁八年，密州遭遇严重蝗灾，苏轼亲自带领百姓灭蝗救灾，写下《除蝗》诗记录这一过程。他深入民间，目睹百姓疾苦，也在这一年正月二十日夜，梦见了已经离世十年的王弗。

这首《江城子》不是写在王弗离世的当场，而是多年后回望。人已经在密州治民、救灾、登台远望，可旧日小轩窗仍会在梦里亮起，叫他一夜之间回到从前。

在这样的悲苦与民生压力之间，苏轼又写下《超然台记》，试图在困顿中为自己撑开一片更高处的视野。

熙宁八年十月，为答谢山神赐雨而重修的常山庙落成，苏轼前往祭祀。归来途中，金风送爽、红叶飘飞，苏轼与同僚举行会猎，骏马奔腾、旌旗猎猎，写下《江城子·密州出猎》：

次年中秋，皓月当空、银光泻地，苏轼想起分别六年的苏辙——今年兄弟俩同在山东，却无法团聚，心潮起伏之下，大醉后写下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：

熙宁九年，苏轼在密州的任期已满。他常常自责未能"救民于危难"，在临别的诗篇《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》中，满怀愧疚地写道：

七、徐州岁月与文坛领袖

带着对密州百姓的愧疚，苏轼离开密州前往河中府履新。行至山东鄄城时，在汴京述职的苏辙特地赶来相会——兄弟俩已七年未见，岁月在彼此眉眼间刻下痕迹，欣喜之余亦有感慨。中途，苏轼突然接到朝廷改任诏令，被派往徐州任知州，苏辙便一路陪同兄长奔赴徐州，并在徐州盘桓一百余日。在徐州的日子里，兄弟俩携手同游云龙湖、登临云龙山，秉烛夜话忆往昔，只是前路依旧苍茫，相聚的时光终究短暂。

元丰元年（1078年）七月，徐州遭遇特大黄河决堤，洪水自澶州曹村奔涌而出，直逼徐州城下。彼时徐州城防薄弱，城外平地水深三丈，眼看洪水即将漫过城墙，城中百姓人心惶惶，不少人收拾行装准备逃离。苏轼临危不乱，当即下令关闭城门，禁止百姓出城，以安民心；同时亲自召集徐州城内禁军、官吏与百姓，号召众人合力筑堤抗洪。

苏轼身先士卒，手持铁锹与百姓一同劳作，脚泡在冰冷的洪水中数日不褪，夜晚便露宿城头，与军民同吃同住，七十余日未曾踏入家门一步。他还亲自前往城外武卫营，劝说禁军首领出兵相助，禁军见知州躬身亲为，深受感动，全员出动参与抗洪。在苏轼的带领下，徐州军民齐心协力筑起一道长九里、高丈余的防洪大堤，成功阻挡了洪水，保住了徐州城与数十万百姓的性命。

洪水退去后，苏轼又上书朝廷，请求拨款加固徐州城防、修建黄河护堤，还亲自督建了徐州城东门的防洪石堤，百姓感念其恩，将此堤命名为“苏堤”（与杭州苏堤并称），还为他建祠立碑，感念其治水之功。这也是苏轼地方治绩的高光时刻，其临危不惧的担当与体恤百姓的仁心，也让他在民间赢得了极高的声望。

徐州时期的苏轼，不仅治政有方，在文坛的影响力也达到了顶峰。自欧阳修嘉祐二年主持科举、开启北宋文坛新风后，其离世后，文坛亟需一位领袖人物承前启后，而此时的苏轼，诗、词、文、书、画皆臻化境，其作品风格豪放洒脱又不失细腻深情，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，自然成为了北宋文坛的新核心。

欧阳修离世后，天下文人皆以苏轼为宗，年轻一辈更是争先恐后向他请教，以“拜入苏门”为最大荣耀。远在大名府的黄庭坚，早慕苏轼之名，多次寄来诗词请教，其诗作风格奇崛、笔力雄健，深得苏轼赏识，两位北宋文坛泰斗就此缔结亲密无间的友谊，苏轼赞其“超轶绝尘，独立万物之表”。

不久，秦观从高邮一路辗转来到徐州拜谒苏轼，其词作清丽婉约、情致绵长，见苏轼时所作“人生异趣各有求，系风捕影只怀忧。我独不愿万户侯，惟愿一识苏徐州”，道尽对苏轼的敬仰，苏轼见其才思敏捷，欣然纳为门生。随后，陈师道携诗作登门，其诗朴拙真挚、意境深远，晁补之亦以文见长，笔力纵横，二人皆被苏轼收于门下，与黄庭坚、秦观并称“苏门四学士”，后又与张耒、李廌合称“苏门六君子”，苏门文人群体就此形成，成为北宋文坛最具影响力的力量。

徐州的岁月，是苏轼仕途与文坛的双重盛期，他在此写下了大量经典诗作，其中《登云龙山》尽显其登高抒怀的豪情，《百步洪二首》则以奇绝的比喻描绘江水奔腾之景，成为其古体诗的代表作。而《水调歌头·安石在东海》，则是苏轼借缅怀谢安，抒发自己建功立业的抱负，字里行间皆是壮年文人的壮志与豪情。

元丰二年，苏轼在徐州的任期将满，徐州百姓恋恋不舍，纷纷上书朝廷请求留任，却未能如愿。朝廷下旨，改任苏轼为湖州知州，这一调任，看似寻常的宦海变动，却成为了苏轼人生的重要转折点——此时的北宋朝堂，元丰政局已与熙宁年间大不相同，一场针对苏轼的阴谋，正在悄然酝酿。

八、乌台诗案与被贬黄州

元丰二年，朝廷诏令下达，苏轼移任湖州知州。此时，一场蓄谋已久的"围猎"正等待着他——元丰政局与熙宁年间已大不相同：王安石在两次罢相后退居江宁；韩琦、欧阳修去世；司马光闭门撰写《资治通鉴》，不问政事；王珪、蔡确等新法派人物则在朝中占据要津。

神宗皇帝平日喜好读苏轼的文章，尤其欣赏苏轼此前在徐州抗击洪水、救济灾民时展现出的气节、才干与品质。神宗对苏轼的喜爱，让一些变法派官员感到不安——苏轼曾多次撰文讥讽他们，如今苏轼有政绩、有才干，迟早会被重用，未来定无他们的容身之地。

但扳倒苏轼并非易事——熙宁十年（1077年），沈括曾以"详定三司令式"身份巡查两浙，借机搜集苏轼诗文并曲解笺注，却未能奏效，因此变法派一直在等待"导火索"。

终于，苏轼抵达湖州任所，按照惯例写下《湖州谢上表》，此文与往常一样，刊发在邸报上供群臣传阅，这篇寻常的谢表，竟成了变法派攻击苏轼的突破口。

七月，变法派官员接连发难。何正臣摘录苏轼诗文，妄加分析，指责苏轼"愚弄朝廷，妄自尊大"；李宜之、舒亶等人又陆续引诗为证，煞费苦心地为苏轼套上"谤讪君上"的罪名，企图激怒神宗皇帝。最后，李定下场"绝杀"，声言苏轼有"四大该杀之罪"，彻底点燃了神宗皇帝心中的疑虑，下旨将苏轼交御史台"根勘闻奏"。

苏轼即将被捕的消息，最先由王诜（神宗妹妹的驸马，与苏轼交往密切、感情深厚）得知。王诜火速派人赶往南都商丘通知苏辙，苏辙听闻消息如遭五雷轰顶，立即派人赶往湖州。苏辙的信使与抓捕苏轼的钦差前后脚到达，苏轼最终被押出府门，送往汴京。

八月，苏轼被押解到汴京，投入御史台监狱。因御史台四周遍植柏树，乌鸦栖居其上，故又称"乌台"，此次案件也被称为"乌台诗案"。

审讯从八月二十日开始，气氛森严，几乎把苏轼往死罪上逼。数月审讯让他心力交瘁。李定等人除了想置苏轼于死地，还想借此事牵扯出更多反变法派人物。

最终，苏轼被迫写下两万多字的供状，提交给神宗皇帝，只待皇帝"御笔一挥"了结此案。苏轼独自枯坐在囚笼中，等待生死判决。

与此同时，徐州、湖州的百姓一连数月自发组织"解厄道场"，祈祷神灵保佑苏轼平安无事。苏辙紧急上奏《为兄轼下狱上书》，愿"纳在身官以赎兄罪"；张方平、范镇等老臣也接连上书为苏轼辩白。

真正能挽救苏轼的，是太皇太后曹氏、王安礼与退隐金陵的王安石等人。曹太后抱病劝谏，王安石也上书说情，变法派内部并非人人愿意看着苏轼死去。最终，神宗皇帝决定不杀苏轼——苏轼被从轻发落，贬为黄州团练副使；苏辙代兄受过，被贬为筠州监酒税。

在囚禁130天后，苏轼终于从如"百尺深井"般幽暗的监狱中走出，恍如隔世。

元丰三年正月初一，汴京城还沉浸在"千门万户瞳瞳日"的热闹氛围中，苏轼在御史台差役的押送下，启程前往黄州贬所。回望汴京，人生已过大半，去路迢迢，归期杳杳——在时代命运面前，他何其渺小，一道寥寥数语的诏命，便可拘禁他的一生。

苏辙赶到前往黄州的中途站陈州，与苏轼见了一面。苏轼内心满是愧疚——若不是自己牵连，苏辙也不会被贬。兄弟俩一人被贬长江西头，一人被贬长江东头，相隔八百余里。

分别后，长子苏迈陪着苏轼在茫茫大雪中进入湖北黄州。中原已隐没在山色之中，苏轼心中涌起"万里洪荒"的悲哀，唯一庆幸的是，21岁的苏迈刚毅坚定，悉心照顾他的饮食起居，为他分忧。

苏轼在黄州的正式官衔是"责授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（遥领虚职），充黄州团练副使，本州安置，不得签书公事"——这意味着他无权参与地方公事，只是当地州郡看管的"犯官"，与"流放"无异。人生真是个怪圈：当年仁宗皇帝口中的"宰相奇才"，如今被圈禁在这个萧条的江边小镇，或许终身无法被启用，苏轼需要以极大的勇气和毅力，面对这看不到尽头的生活巨变。

苏轼在黄州没有官舍可住，父子俩只能借宿在城中定慧院的小寺庙里，跟着和尚们搭伙吃斋，总算在颠沛流离中有了暂得喘息的处所。

经历乌台诗案后，苏轼对外界产生莫名的恐惧与战栗，几乎不知该如何为人处世，总是白天躲在小屋中，晚上才独自悄悄出门，在月色下独行，写下《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》：

他的心境，犹如明镜前的残梅，唯有在月光普照下，才能获得片刻安宁。

一天夜里，苏轼走到远离定慧院的长江畔，伫立江边静听潮水起落。残月挂在枝头，一只孤雁正在寻找栖息之地，寒林千枝间，孤雁终究不肯敛翅，一声悲鸣后，落在江心那片寂寞的沙洲上——孤傲而寂寞的景象，与苏轼的心境深深共鸣，他写下《卜算子·黄州定慧院寓居作》：

来到黄州许久后，苏轼才渐渐改变"昼伏夜出"的习惯。黄州百姓时常看到一个孤独的异乡人，在山涧水畔毫无目的地闲逛，喃喃自语，对着飞鸟、草木、游鱼、流云诉说心事。

不久，家人陆续来到黄州，一家人才得以团聚，但更现实的问题也摆在眼前：全家二十多口人的生计成了难题。苏轼在黄州没有正常俸禄，只有一份微薄的食物分配，加上手中积蓄，勉强能支撑度日，未来只能"走一步看一步"。

也正是在这些普通日子里，黄州的人间烟火慢慢把他从惊惧里拉了回来。他穿着布衣草鞋，游走在荒山大江、修竹古木之间，与田间农民、山野樵夫、水滨渔夫随意说笑；还常请人讲鬼故事听，若对方推辞"没有鬼故事可讲"，他便笑着说"瞎编一个也行"，总能让对方欣然应允。

苏轼曾说"吾上可陪玉皇大帝，下可陪卑田院乞儿，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"。这份"泛爱世人"的天性，在黄州一点点恢复过来。这个被朝廷视作犯官的人，反而在市井烟火里重新找到了与人相处的自在。

元丰四年：躬耕东坡，先把日子过下去

元丰四年，友人马正卿见苏轼生计窘迫，向黄州太守求情，将城东一片废弃营地拨给苏轼耕种。这片地荒芜贫瘠，瓦砾、荆棘、旱土混在一处，苏轼却只能带着家人躬身开垦。

他感念白居易东坡垦田之事，渐渐以"东坡"自号。这个名字不是从书斋里想出来的，而是从泥土、饥饿、柴米和汗水里长出来的。乌台诗案把他从朝堂推到黄州，而黄州又逼着他先学会一件最朴素的事：把日子过下去。

从此以后，"东坡"不再只是城东的一片荒地，也成了苏轼重新安顿自己的地方。他不再只是在黄州忍耐，而是开始在黄州生活。朝堂把他放逐到这里，土地却接住了他；乌台诗案夺走了他的仕途安稳，黄州的泥土、江声与烟火气，却一点点把他还给了人间。

元丰五年：风雨、寒食与赤壁江声

元丰五年，雪堂落成，苏轼白天在东坡耕种，晚上在雪堂读书著述。可房屋修起来了，心里的风雨并没有立刻停下。乌台诗案留下的惊惧，仍像一层阴影，悄悄跟在他的身后。

三月七日，苏轼与几位熟识的朋友去沙湖相田。行至半途，风云突变，雨点穿林打叶，同行之人都十分狼狈，唯有苏轼脚穿草鞋、手持竹杖，像是故意要把这场雨走完，于是写下《定风波·莫听穿林打叶声》：

词里写得平静，风雨底下却仍有惊魂未定的余震。那句"谁怕"，不像是彻底无畏后的宣告，更像是一个刚从死牢边缘走出来的人，在雨声里稳住自己：不要退，不要乱，不要让人看见心底还有余悸。

到了四月寒食，黄州连日苦雨，小屋如同水中孤舟。三月的风雨中，他像是已经站稳；可寒食雨一落，心底尚未散尽的灰烬又被翻了出来。

黄州真正改变他的，不是一句道理，而是很长的日子。是田地、江声、月色、朋友、家人，也是一次次不得不继续活下去的清晨。

七月，苏轼再游赤壁。黄州城西北有座赤鼻山，也称"赤壁"，并非三国赤壁古战场，却因名字相近，被后人有意无意与周郎旧事牵连起来。苏轼望着滚滚东流的长江，想起少年时的壮志与眼前的贬谪，不禁俯仰古今，写下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：

同月既望，苏轼与客泛舟赤壁之下。清风徐来，水波不兴，江月把个人生死照进更辽阔的天地里，他写下《前赤壁赋》：

九月的一天夜里，苏轼在东坡饮酒，醒了又醉，醉了又醒。回到临皋亭时，家童已经睡熟，敲门也无人应答。他索性倚着竹杖站到江边，听着夜里的江声。

这一刻，苏轼不是靠讲道理忽然放下的。他是听江声，听着听着，心里那根绷了太久的弦慢慢松了。朝廷可以给他官职、罪名、贬所，却管不到夜深处的江声，也管不到一个人在风静水平时忽然生出的自由。

他忽然意识到，乌台没有带走他的性命，黄州也没有封死天地。只要人还活着，就还听得见江声，看得见月色，也还能在朝廷之外，为自己留下一点不归任何人管辖的自由。

十月之望，苏轼再游赤壁。霜露既降，木叶尽脱，江流有声，断岸千尺。《后赤壁赋》里的世界，比《前赤壁赋》更冷，也更幽深：

从《定风波》到《临江仙》，再到前后《赤壁赋》，黄州没有把苏轼一下子变成一个"旷达人"。它只是把一个险些被时代碾碎的人，慢慢还给了江水、明月、土地，也慢慢还给了他自己。

黄州渐渐不再只是困住他的地方，也开始有人循着他的名声而来。不久，米芾（与苏轼齐名的"宋四家"之一）从湖南远道而来拜谒苏轼，两人成为忘年交。苏轼拿出自己珍藏的吴道子画佛真迹与米芾共赏，分别前，还画了一幅《枯木怪石图》送给米芾。米芾视若珍宝，不料后来被曾为苏轼透露乌台诗案消息的王诜借去欣赏，再也不肯归还，米芾无奈，只能在画上愤愤题下"后晋卿借去不还！"

元丰六年：知己相伴，心境归宁

前一年，江声与赤壁让苏轼的心慢慢松开；到了元丰六年，黄州已不再只是他被安置的地方。月色、朋友与日常闲步，让他开始在这片贬所中慢慢安住。

这一年，苏轼的朋友圈进一步扩大，新贬居黄州的张怀民成为他的至交好友。张怀民寓居在承天寺，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，苏轼解衣欲睡，见月色入户，欣然起行，因"念无以为乐者"，便前往承天寺寻找张怀民——张怀民也未入睡，两人于是一同在庭院中散步。这段闲适的经历被苏轼写入《记承天寺夜游》，成为流传近千年的经典散文。

同年，因受乌台诗案牵连被贬广西宾州任监盐酒税的王巩，遇赦北归，绕道黄州与苏轼相见。王巩侍妾柔奴（宇文氏），毅然随其远赴岭南烟瘴之地，相伴数载始终不离不弃。此次北归，柔奴容颜较之往昔愈发清丽，苏轼问及广南风土是否艰苦，柔奴淡然答曰：此心安处，便是吾乡。

寥寥八字，道尽安之若素的心境，也像是黄州岁月给苏轼的一句回声。苏轼深受触动，遂作《定风波·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》：

到这里，黄州已不再只是贬谪之地。它曾经像一座荒凉的牢笼，把苏轼困在江边；后来又像一片沉默的土地，接住他的惊惧、饥饿、孤独与不甘，让他慢慢明白：人若还能安住此心，便不算真正无家可归。

元丰七年：神宗起用，辞别黄州

黄州把苏轼从死局中救了出来，而离开黄州，则意味着他又要重新回到时代的风口。

苏轼在黄州的数年，神宗皇帝始终关注着他，曾多次想启用苏轼。变法已持续十六年，神宗殚精竭虑、事必躬亲，却始终难以实现"富国强兵"的理想，常常感到力不从心，而朝政又被一帮无能之辈把持。早在元丰三年，神宗就想将苏轼请回汴京任翰林学士，但因宰相王珪和蔡确的阻挡，未能下诏。

元丰七年，神宗亲书手札，改授苏轼为汝州团练副使，苏轼终于迎来离开黄州的契机。在前往汝州的途中，苏轼特意带家人前往金陵，拜会退隐在此的王安石。

此时的王安石，五味杂陈——他两度为相，大起大落，将一腔热血倾注于变法事业，最终却落得"亲友尽成政敌，谤怨集于一身"的结局，长子的去世更让他万念俱灰。王安石散尽家财，租住在秦淮河畔的小独院里，平日骑着一头驴子四处闲逛。

王安石对苏轼并无成见：即便苏轼当年反对新法，王安石也未对其打击迫害，甚至在乌台诗案中伸出援手。苏轼抵达金陵后，王安石第一时间寄去书信，希望上门拜访。

十四年未见，那位曾经精明能干、雷厉风行的"拗相公"，已变成风烛残年的孱弱老人。苏轼心中酸楚，两人执手相对，一时无言，十多年前的隔阂刹那间烟消云散，随后便是杯酒长谈。十来天里，苏轼与王安石聊了许多，从儒佛道思想到诗词歌赋，再到变法革新。

苏轼离开金陵辞别王安石时，王安石预感自己时日无多，深知这一别恐难再见。望着苏轼的背影，老人喃喃自语："不知更几百年，方有此人物。"王安石的时代，就此落幕，而苏轼的人生，也即将开启新的篇章。

九、重返京城与党争风波

元丰八年三月，年仅38岁的神宗皇帝积劳成疾，带着满腔遗恨病逝。苏轼得到消息后万分悲痛——十八年来，神宗对他的赏识与爱重，他亲历亲闻。

此时，北宋朝堂发生巨变：年仅十岁的哲宗无法亲政，由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。自变法以来，北宋三代皇后都是坚定的反变法派，"山雨欲来风满楼"，天下局势即将改变。

六月，苏轼接到诏令，以"朝奉郎"之职起知登州军州事。重新被启用的消息虽让他高兴，但前方晦暗不明的命运，仍让他隐隐不安。

刚到登州上任不久，苏轼还没来得及开展工作，又接到迁升"礼部郎中"的诏令——他终于回到了汴京，一条"通天青云路"在50岁的苏轼面前铺开。

回到京城后，苏轼先从礼部郎中升任起居舍人，三个月后被破格提拔为四品中书舍人，兼知制诰（红袍官服换为紫袍），随后又兼任筵席侍读，成为"皇帝的老师"——"帝王之师"是传统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。从投闲置散的谪官到帝王之师，苏轼仅用了一年时间。

长久以来，人们对苏轼有误解，认为他官职不高，需靠弟弟苏辙提携。事实上，苏轼的官职已"大到天上去了"，且大多数时候，他的官职比苏辙更高。时人曾称"谁题佳句到幽都，逢着胡儿问大苏"，足见苏轼的声望。

苏辙的仕途也一路顺遂，仅一年时间便官拜门下侍郎（副宰相），兄弟俩位极人臣，身着紫袍金带。

即便春风得意，苏轼仍保持着一份恬淡超然，写下《和子由除夜元日省宿致斋三首·其一》：

当年兄弟俩江湖流落，如今在禁省相望，这一切都在命运的冥冥掌控之中，无需为之悲喜——人生之路本就波谲云诡。

北宋都城汴京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：百万人口，青楼画阁、绣户珠帘，八荒争凑、四海贤通。苏轼为这座城市撑开了文化与艺术的星空——苏门子弟黄庭坚、陈师道成为江西诗派的"一祖三宗"；秦观的词篇传遍南北；晁补之、张耒的文章名满朝野。

苏轼时常在夜晚独自望着明月，告慰恩师欧阳修的在天之灵。但他身居高位，也身处新旧党争的漩涡中心——王安石与司马光于元祐元年（1086年）相继去世后，元祐党争愈发激烈。

三十年前那场"千年第一龙虎榜"中，苏轼、苏辙与程颢、曾巩等人同处北宋文风转折的起点；三十年后，苏轼与程颐在汴京因礼法、文章与政见分歧，逐渐分属不同士人圈层，成为党争中的重要对立面。苏轼就此陷入长达四年的党争，直到他看清"一切纷乱皆为宰相之位"。

此时的苏轼已是翰林学士，离"宰执天下"仅半步之遥，触手可及。但看透一切的他，选择激流勇退，写下《如梦令·有寄》：

苏轼一连上了三道奏章，请求离京外放。元祐四年（1089年），朝廷终于批准，他以"龙图阁学士"之职出任杭州知州。浮生若梦，历经十五年漫长坎坷后，苏轼再次见到西湖的雨雾，只是岁月的风霜已染白了他的双鬓。

在杭州任上，苏轼应对水患与瘟疫，还着手解决当年在杭州未完成的"疏河治湖、兴修水利"之事。他将西湖中挖出的堆积如山的淤泥，在湖中筑成一道长堤——杭州百姓为纪念苏轼，将此堤命名为"苏公堤"（简称"苏堤"）。历经千年，"苏堤春晓"仍是西湖十景之一。

随着岁月流逝，苏轼感到深深的疲倦。近一两年，他时常收到老友的讣告，"故旧凋零"的现实让他悲痛不已，写下《寄蔡子华》：

十、晚年归隐与远贬儋州

苏轼想起故乡眉山老庭院里的那株荔枝树，想必早已果实成熟。他萌生了回乡的念头——自己与苏辙已功成名就，是时候履行当年在怀远驿风雨夜中的盟约（功成后退隐归乡）了。

但庙堂之上的高太后，执意要让苏轼回京拜相：一方面是出于对苏轼的赏识；另一方面，宋朝"祖宗家法"强调"相权制衡"，如今朝中右相刘挚羽翼已丰，唯有苏轼兄弟能与之制衡。只是苏轼去意已定，希望在颍州任满后，便溯江回乡，就此归隐。

元祐六年八月，苏轼抵达颍州任上。颍州是恩师欧阳修终老之地，熙宁四年，苏轼兄弟还曾在颍州北城与欧阳修见过最后一面。

一次，苏轼夜泛颍水，忽听水远烟微处传来悠扬曲调，唱的正是欧阳修所作的《木兰花令》：

苏轼深受触动，也作了一曲《木兰花令》：

苏轼在颍州过着"半官半隐"的生活，打算安度余生，可命运不愿就此放过他。元祐七年，朝廷再诏苏轼回京，任兵部尚书兼侍读，不久又迁礼部尚书——这是苏轼一生担任过的最高官位之一。越是接近权力中心，他越清楚，安稳日子并不会真正到来。

元祐八年，苏轼的妻子王闰之因病去世，丧妻之痛尚未纾解，朝中又发生巨变：主持"元祐更化"的高太后去世，哲宗皇帝开始亲政。

作为帝王之师，苏轼太了解自己的学生了——哲宗被高太后压抑了八年，除了读书，便是在积攒怒气，对苏轼当年的"严加管教"早已心生不满。

绍圣元年，哲宗皇帝改年号为"绍圣"（意为"继承神宗朝的新政"），随后变法派大臣回归朝廷，以苏轼、苏辙为首的"元祐党人"首当其冲，成为打击报复的对象。苏辙被罢职离京，谪守汝州；变法派的老御史们故技重施，用"乌台诗案"的手段，为苏轼编织罪名。

面对即将到来的命运，苏轼十分平静——这么多年过去，那些人的手段从未改变。苏轼被连降两职，被贬为六品朝奉郎、知英州军州事（治所在今广东英德），远贬岭南。

59岁的苏轼年老体弱，此去英州四千余里，稍有不慎便可能客死途中。他前往岭南的路还没走到一半，朝廷已两次修改贬谪他的诰命，最终将他贬为"惠州安置"，无地方政务参与权，虽同属贬谪，但境遇较黄州稍宽。

即便如此，苏轼没有被远贬彻底压倒——沿途风高，他照样赏玩风景；遇到友人，照常会见；写下的诗词仍有开阔之气，如《慈湖夹阻风》：

多年贬谪以后，苏轼不再急着向命运讨要答案。他知道人间处处有险，也知道自己仍能在险处看见山水、月色与一线生机，于是写下《过大庾岭》：

绍圣元年十月，苏轼抵达惠州贬所。尽管惠州与汴京相隔千山万水，但苏轼的名字早已传遍天下，当地百姓对这位文坛大宗师并不陌生——他们不懂庙堂相争，只知道传说中的"苏大学士"如文曲星下凡。无论朝廷诏令如何，惠州当地都以"殊礼"相待苏轼。

在惠州，苏轼写下《惠州一绝 / 食荔枝》，尽显豁达：

绍圣三年七月，苏轼的侍妾朝云去世。朝云生前最喜欢唱苏轼的《蝶恋花·春景》：

朝云去世后，苏轼终身不再听这首词。

直到九九重阳节，苏轼对朝云的思念仍未消退。他独自登高远望，只见大片黄茅在风中起伏摇曳，形单影只的孤凄难以言说，写下《丙子重九二首》：

十一、儋州教化与人生终章

绍圣四年四月，朝廷传来新的诏命：责授苏轼琼州别驾，昌化军安置（今海南儋州），不得签书公事。62岁的苏轼在三子苏过的陪护下前往海南。临行前，他已向长子苏迈吩咐后事、立下遗嘱——他默认自己"垂老投荒，无生还之望"。后来，苏轼又听说弟弟苏辙被贬雷州，于是兄弟俩书信相约在藤州见面——贬谪途中的相逢，或许是命运最后的眷顾。

苏轼与苏辙默契地不再提起当年怀远驿的盟约——他们都知道，"衣锦同归故里"已成为遥不可及的梦。

苏辙将苏轼送到海边，海舟远去，风和海浪隔绝了一切——这一次没有"再见"，只有"永别"。踏上海南岛，苏轼放眼望去，只有一片浩渺海水，四顾茫然。但他转念想起《庄子·秋水篇》中的话："计中国之在海内，不似稊米之在太仓乎？"在浩瀚寰宇中，中国尚且如太仓中的一粒米，何况小小的海南岛？

初到儋州，苏轼的生活极为艰苦。当地"饮食不具，药石无有"，他曾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："此间食无肉，病无药，居无室，出无友，冬无炭，夏无寒泉"。他与苏过住在官舍，却又遭地方官刁难，被迫迁出，只能在城南的桄榔林中搭建茅屋，自命为"桄榔庵"。

即便如此，苏轼依然保持着乐观豁达的精神。他向当地人学习种稻、采药，尝试着适应当地的生活，他发现儋州生蚝味美，曾写信给儿子苏过：“无令中朝士大夫知，恐争谋南徙，以分此味。”寥寥数语，尽显其苦中作乐的豁达。他发现儋州虽然偏远，但民风淳朴，百姓们对他十分友善。他开始在当地办学堂、讲学，使儋州从"文化沙漠"变成"诗书之乡"。

元符三年（1100年），哲宗去世，徽宗即位，大赦天下。苏轼终于得以北归。消息传来，儋州百姓扶老携幼前来送行，苏轼感动不已，写下《别海南黎民表》：

北归途中，苏轼历经磨难，身体日渐衰弱。建中靖国元年（1101年）七月，苏轼抵达常州，病势加重。农历七月二十八日（公历八月二十四日），一代文豪苏轼溘然长逝，享年66岁。

临终前，陪在苏轼身边的是几个儿子。苏轼只留下几句平静的话：“吾生无恶，死必不坠，慎无哭泣以怛化。”问以后事，他不再作答，湛然而逝。远在他处的苏辙，后来只能在墓志中记下这一幕。

多年以前，他曾在黄州写过“一点浩然气，千里快哉风”。那不是临终遗言，却像他一生的背影：这一点浩然气，穿过黄州、惠州、儋州，最终落在常州病榻前一片安静的神色里。

苏轼的一生，历经宦海沉浮，饱尝人间冷暖，但他始终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。他的诗词文赋，如日月星辰，光照千古；他的人格魅力，如春风化雨，影响深远。正如林语堂所言："苏轼已死，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。但是他留给我们的，是他那心灵的喜悦，是他那思想的快乐，这才是万古不朽的。"